「我第一次直播是在新豐工廠的宿舍，我打開房間的窗戶，那個海啊，太美了。之後我就開始直播，直播日出5點的光線，或是夏天時候下班看見的夕陽。」印尼朋友妮妮說。我每次看到她，她總是在直播。妮妮在新北市汐止當看護，她在臺灣工作12年了，換過15位雇主。每次講起2015年在新豐工廠的辛苦生活，妮妮總是皺起眉頭，但也在那個時候，她開始直播。

妮妮說：「辛苦的時候不可以直播。」

直播是為了讓家人知道她在臺灣過得很好；不是直接講電話跟他們說自己很好，是讓他們看，而且直播時要化妝，要看起來漂亮有氣色。

妮妮每次的直播都不太久，有次直播超過20分鐘，是不小心醉了。她當時跟朋友在捷運站前喝韓國酒，那時候被臺灣人拍照，她不敢發布出去。「如果我發布出去， 一定會有很多人說：天啊，你是女生！穆斯林！這個印尼人會喝酒！」

「我過得很好。」我問了好多人為什麼直播，這是最常得到的答案。大家都跟我說， 他們希望別人看見自己在臺灣很好。他們在直播裡，展現自己很好的樣子，透過直播讓人公開觀看，證明「好像真的很好」。

移工怎麼都在直播？

我們常常看到移工在直播，「外勞果然什麼都開直播呀！」、「500外籍移工舞廳嗨翻，臉書開直播露餡！」、「女移工吃火鍋、唱卡拉OK 都要直播，害自己GG 了」、「臉書還開直播到處玩樂！」如果 Google 搜尋「移工直播」，總是得出這些字句和新聞標題，臺灣人可以直播；移工直播，就會被說。

莉卡是一位印尼看護，在臺中照顧坐輪椅的阿嬤，必須整天不離阿嬤身邊。在莉卡的一次直播中，阿嬤在火車月臺旁坐在輪椅上，頭戴粉色毛帽、裹著橘色圍巾，身上穿戴得五彩繽紛，被莉卡打點得年輕。阿嬤在直播裡跟一位路過的印尼小哥擊掌， 莉卡在鏡頭後面把這個景象直播上傳。

莉卡喜歡跟阿嬤出去玩的時候直播，她拍花、拍自己。平日跟阿嬤出門復健的時候， 她也喜歡拍這位看到鏡頭就會比讚的阿嬤。

莉卡除了自己直播，她的臉書裡每天也都會有其他移工朋友直播，她會滑一下、點掉，只是看一下大家在幹嘛，「大家沒什麼（事）都在直播，哈哈哈。」

2008年臺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出版的《跨國灰姑娘》一書中提到，手機創造了一個虛擬世界，讓移工建立網絡、聯繫家庭，或追求愛情。當時的手機只能通話和視訊，2016年臉書開啟直播功能，比視訊更具公共性，不只一對一視訊，而是大家都看得到。從那時開始，我常常看見熟識的印尼朋友直播，他們直播日常、休假生活，還有每一個我不理解的時刻。

對我來說，開臉書直播很尷尬，不知道要跟誰說話，我一直很好奇：為什麼這群在臺灣的東南亞移工，這麼喜歡直播？

每週日的臺北車站大廳可能是移工直播最密集的地方。我觀察到在這裡幾乎是5個人中就有2個人在直播。直播內容可以是吃美食的一瞬，也可以是不講求構圖的漫漫遊走。在臺北車站的直播，只屬於可以休假的少部分移工，大部分移工的直播， 是發生在日常的每個時刻，在各地雇主家的廚房、小公園，和睡前的床。

據勞動部統計，截至2019年12月，臺灣目前東南亞外籍移工人數接近72萬人， 其中印尼移工人數占比最多， 高達27萬6千人， 從事社福工作者72％，產業工28％。在臺看護工不受勞基法保障，勞動部2019年統計， 近九成外籍看護工無法固定休假，5成僅有「部分放假」，而且有3成4的看護工不曾放假。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，移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，用手機直播，因而成為一個人際溝通、自我抒發的出口。

直播是一種喘息

有趣的是，2019年勞動部的統計中，外籍家庭看護與臺灣雇主工作有困擾者， 統計原因第一名為「語言溝通困難」，第二個原因是「愛滑手機、聊天」，占比49％。直播，大概也在這個選項裡面。

也對，如果在大街小巷看見一位長輩與一位外籍看護工，那位外籍看護工大概手機不離身，時時低頭。她低頭看手機的頻率很高，像呼吸一樣。

手機對移工來說，是工作生活中的喘息。

「老闆對我很好，我有事才會放假。直播都在外面，不會在家裡。」莎莉媽媽45歲，在北投照顧一對阿公、阿嬤，平日她會帶阿公、阿嬤去醫院拿藥和復健。在走到醫院的路上，莎莉媽媽常常開直播。

莎莉媽媽的中文說得條理分明，她條列了自己直播的原因。第一，她在臺灣很好， 照顧的阿公健康；第二，分享她照顧老人的方法給同鄉；第三，莎莉媽媽朋友很多， 她直播她帶阿公、阿嬤去復健和看醫生的路途，是要跟大家說：「我在忙，看我直播就好了。」

她拿起手機，給我看她某次直播的照片。照片裡她帶著阿公、阿嬤到陽明山踏青， 讓阿公和阿嬤襯著野餐墊，蓋著毯子、撐雨傘入睡。「因為我怕有鳥鳥大便，或是掉下 來的樹枝，冬天山上風大，我直播告訴大家，在臺灣怎麼帶老人家去爬山。」

沒什麼人看莎莉媽媽的直播，但她還是每天直播，我覺得比起她跟我說的直播原因， 她直播比較像是工作時的喘息。即使雇主對待再好，合作愉快，直播可以暫時脫離現實，在直播的網路世界裡透氣呼吸。

阿娣也是這樣。

阿娣是一位印尼看護，今年50歲，她在臺灣照顧一位身障朋友小傑11年。阿娣的中文流利，跟小傑感情很好。她與小傑睡同一個房間，協助他行動、翻身，和生活上的大小事。他們像緊緊相依的母子，只不過阿娣還是需要在直播的網路世界裡， 稍微休息。當阿娣直播的時候，她在鏡頭裡的姿態和聲音，好像舒服了許多。

阿娣每天的直播鏡頭裡是她在後院種的小花、青菜、九層塔、木瓜，「因為它們很可愛，所以我直播。」阿娣說她在臺灣沒什麼朋友，後院裡的植物是她的好友，她白天、夜晚都會直播，看花草茁壯。她說，近期的新朋友是一株不知道名字，一晚會長15公分的藤蔓植物。除了植物好朋友，阿娣也會直播分享做菜祕訣給她臉書上的朋友，她常常結束直播後接到電話：「姊姊剛剛那個怎麼做？教我！」

「但我就有麻煩。」阿娣照顧的身障朋友小傑在一旁笑著說。每當阿娣和小傑在外走動的時候，阿娣有時也會直播，小傑習慣了阿娣的直播，但是其他家人並不同。小傑說他和阿娣出門的時候，媽媽會在臉書分享阿娣的直播，但是阿娣一直播，他的手機也會一直響，爸爸或媽媽會傳許多則訊息，問他在哪裡、做什麼事。

為什麼我阿嬤在你直播裡？

阿娣和莎莉媽媽的直播裡有被照顧者；被照顧者並不一定都知道「他們被直播了」。

「我看到的時候，一開始滿衝擊的，阿嬤一定不知道自己被拍。」蔡雅婷從事移民工文化工作，也是移工的雇主。家裡有一位20歲的印尼女孩在老家嘉義幫忙照顧阿嬤，蔡雅婷和印尼妹妹加了臉書好友，可以在臉書上看見直播。她說妹妹的直播，常常拍到阿嬤。

「我阿嬤怎麼在妳直播裡？阿嬤一定不知道自己被拍。」蔡雅婷說，她一開始會有疑惑， 「但是後來我在想，我自己不也一樣，會默默拍我阿嬤。」

「我在她的直播看見阿嬤，一方面覺得衝擊，一方面滿開心的。她不是只是拍自己， 她是在意我阿嬤，有把阿嬤放在心上，所以拍她。」蔡雅婷說，她在臺北工作忙， 只有阿嬤住院的時候，才會回嘉義看阿嬤。看著妹妹的直播，好像在阿嬤身邊。直播裡可以看見阿嬤的狀態，是不是還健康，可以有餘力碎念。

但還是有許多人，不喜歡移工直播。

「我接過因為直播被遣返的。」Amanda（阿曼達）說。她過去是移工，現在是新住民，她在桃園群眾協會的庇護中心工作，幫助有勞資糾紛的移工。

阿曼達處理過幾件廠工在工廠直播，被同事舉報直播而被遣返的案例。她說，在這些例子裡，工廠規定工作中不能直播洩露機密。但她認為，有時直播只是藉口，更深的是歧視，或暗地裡的同事爭鬥。

我問阿曼達怎麼看大家直播。她說看狀況啊，她舉了2018年的一則新聞為例， 當時新聞裡女移工直播自己一邊照顧病床上的阿公，一邊跳舞。當時那則新聞引來一片謾罵，罵那位移工沒禮貌，「我不是說誰對誰錯，可是如果從她的角度想，她是不是一天24小時、一整年365天為了照顧阿公，都沒有休假？她是不是壓力很大啊，所以用直播抒發情緒？」

蔡雅婷也說：「她（印尼妹妹）的生活滿無聊的，我會在直播裡看到妹妹在我房間裡下腰。」蔡雅婷說，印尼妹妹少有休假；當移工的生活圈只在家裡，直播可以跟朋友分享生活。

然而，也有些人，直播裡沒有阿嬤或雇主。他們不敢讓雇主知道自己在直播，但即使偷偷摸摸，也要直播。直播對他們來說是網路世界的庇護所，是跟同鄉朋友資訊的傳播，是彼此支持的網絡。